崇祯听后沉思了许久，方才对着吕琦说道：“去把周堪赓的报告找出来，再让我瞧一瞧。”

大阪总督周堪赓的报告是和日本使团同船到达上海的，这份报告除了日常的日本经济社会形势描述外，还夹杂了一段周堪赓个人对于日本大阪幕府改革的看法。

在这位周总督看来，以吉川幸助为首的这群幕政改革派，在今日的日本可算是真正具有海外视野的日本政治精英了，这个日本的范围是包括了江户幕府治下的整个日本。

这样一群日本政治精英倾向于亲明立场，足以保证未来二十到三十年内，大明在日本的特殊利益的保障和稳定提升。当然，在二、三十年之后，仿效大明的幕政改革如果确实发挥了作用，那么大明及其他外国人在日本的特殊利益也就到了不断削减退出的时候。

当然，朝廷也可以考虑，在这些政治精英没有发挥出作用之前，联合日本的藩阀势力对他们进行清理清算，从而摧毁日本幕政改革的领导力量，最终让日本失去和平变革的希望。

不过这样一来，大明将会彻底失去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亲明势力支持，从而使得大明在日本的特殊利益失去本地力量的保护。大明过去在日本低投入高收益的利益攫取模式将会完全改观，我们需要不断增加投入，以保证地方藩阀和民众不起来反抗，我国对于当地民众和资源的压榨。

这就有可能导致我国同地方势力的矛盾变得激烈起来，甚至步入昔日我国在越南陷入长期战争的局面。一旦出现了那样的局面，那么日本就成为了大明在东亚最麻烦的敌人，凭借其良好的地理位置，日本列岛不但切断了本土同北方大陆之间的联系，也给本土同北美地区的联系造成了麻烦。

因此周堪赓个人给出的结论是，口头上支持日本幕政改革，以获取日本改革派精英的好感是较为恰当的。对于大明来说，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日本改革派精英同藩阀势力之间搞平衡，而不是倾向于任何一方，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贸然的加入到任何一方，都会损害到大明的利益。

当然从长远看，他认为改革派精英赢得最后胜利的机会更大一些。因为自从日本被迫开国，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之后，底层民众一直处于破产之边缘。而藩阀武士们除了怨天尤人和不断增强武备之外，对于将要崩溃的社会现实毫无对策，使得大量的底层民众把改革视为了解救自己和解救日本的最后出路。

再一次看完了周堪赓的报告之后，朱由检托着下巴发了好一会呆，方才出声说道：“这两天里安排一下，朕想去宫本剑术师范的道场内看看…”

不待吕琦答应，朱由检已经收拾好了周堪赓的报告，重新翻看起了来自各处的奏章。崇祯十四年的旱情面积虽然比上一年小的多，但是连续两年大旱的后果就是蝗虫开始大规模的繁衍起来了。

而这一年的旱区继续南移，从黄河到长江之间的区域，成为了旱区的中心。其中最为严重的区域还是河南同淮河所在的安徽地区，甚至于连湖北地区也经历了整月无雨的状况。

到了这个时候，从崇祯初年开始建设的水利工程终于发挥出了抵抗旱情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和湖北地区，之前这些地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使得当地的农田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浇灌，从而未出现大面积绝收的局面。

虽然此次湖北地区也遭受到了旱灾，使得当地的夏收出现了减产。但是陕西、山西、河北地区的粮食减产数目不大，加上河套等塞外地区的农田开发，倒是极大的弥补了南方粮食产量的减产。

而以黄河中游、中下游为核心的蝗灾起源地，也正在当地驻军和百姓的联合作战下，竭力使之不向外外地扩展，从而极大的减少了蝗灾造成的损失。

最为重要的还是，经历了去年这样大灾荒的粮食恐慌之后，从年初开始对于南洋等粮食产地的进口就一直没有停下过。在经过了去年这样一个造船狂热的年份，今年大明近海的航运能力足足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来自缅甸、马来半岛、吕宋岛和泰国的稻米已经超过了较近的越南和柬埔寨稻米，这极大了缓解了南方粮食产区的压力。

且在上个月，崇祯亲自签发了命令，允许北方各省以麦子取代稻米完粮纳税，这也就是使得麦子产区的农民不必先卖出麦子再买进大米缴纳国税了。在这样一系列措施的干预下，虽然灾区的旱情没有出现什么改观，但是灾区百姓的处境却比去年要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