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豪强者，自然是地方上有着土地产业之人。似这等地方上的大户，在本乡本土自然能够拉出一帮人来。但是一旦远离了家乡，也就和流民没了区别。

所以每到王朝末世，固然有不少豪强打着旗帜起兵造反，但是他们丢不下家中的土地和财产，也无法让庞大的亲族跟着自己四处流浪，最终往往只能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帜，就在自家周边折腾。

家人、土地、宅邸就是他们身上最大的负担，因此他们很难同一无所有的流民那样四处流窜作战，从而不断的吸收有生力量并淘汰那些老弱病残，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力。

而这些豪强的乡土观念太重，自然也就无法正确的看待外面的局势，一心只以家乡为中心，在某些时候也就失去了壮大自己力量的机会。

朕观我大明的士绅，也是这类的守户之犬，即便他们想要反抗朝廷，最多也就不过在自己家乡折腾。想要让他们散尽家财，跟着流民四处作乱，那他们还起兵反对朝廷的律法做什么？

只要地方上不糜烂，似这等守在一地的逆贼，朝廷调兵一路平息过去并不困难。朝廷所担心的，乃是流民不断流动，吃光了一地的粮食，再裹挟一地的百姓继续抢下一个地方。

这种滚雪球式的流贼，对于地方上的破坏性太大，就算官军击败了他们也难以安置这些人。只要形势稍有变化，流民大军就又起来，最终让地方上再无赈灾之可能，而朝廷手中的资源却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每逢王朝末年，地方豪强造反者鲜有成功者，倒是流民领袖和外戚大将多能笑到最后。

山西士绅也好，其他地方的士绅也好，他们若是没动作也就罢了，要是有所动作，其实对于朝廷来说，反而更有利一些。平息流民的叛乱，朝廷除了人口以外得不到任何资源，但是平息地方上的豪强造反，朝廷起码还能收回土地以分百姓，这没什么不好的。”

对于皇帝的这番解说，夏允彝并没有完全信服，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方才继续问道：“若是地方上的流民叛乱和士绅叛乱联合起来，朝廷恐怕并不能如此轻易的应对吧？”

朱由检沉默了半天，方才回道：“是啊，这样的局势自然是最坏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这就好比治水一样，一味去堵截洪水，终究还是要溃坝的。所以我们治水，首先要梳理，其次才是拦截。

朝廷手上的资源就好比是修筑堤坝的土石，但是越往后去，朝廷手中的资源就越少，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要消耗在赈灾行动当中去。

而民众的怨气就是洪水，哪怕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让所有受灾的百姓都活下来的。死的人越多，民众的怨气就越大。

民众并不会从朝廷的角度看待问题，他们只会从自身的角度去看待朝廷赈灾这件事。不管朝廷花费了多少资源，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至亲之人死在身边的民众，只会认为朝廷是无能和**的。

因此最危险的时刻，并不是灾害最严重的时候，而是灾害刚开始和灾害将要过去的时候。

灾害刚起的时候，为了让家人能够活下去，民众就会铤而走险。灾害将要过去时，活着的人虽然已经活了下来，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一切。在这个时刻，只要有人煽动起来，民众的怒火就会朝着某个目标宣泄出去。

所以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不是把危机延后到无法解决的时刻。而是趁着我们手中还有着充足资源的时刻，把一个大危机分解为无数个较小的危机，这样即便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麻烦，起码也能降低危机爆发时的破坏力。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少数士绅的叛乱，一是可以转移灾民的怨气，他们现在可是为了阻扰朝廷救灾而发动的叛乱；二便是将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提前爆发出来，剔除了这些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下一次的民众反叛就不会有这么多骨干了…”

原本以为在众人的施压下，朝廷总要有所让步的山西士绅和姜氏兄弟，却迎来了朝廷前所未有的严厉指责，并将亢氏一案同昔日的张家口通牒案联系了起来，认为亢氏就是昔日的漏网之鱼，正是满人安插在大明内部的奸细，预备在这样的时节发动叛乱，以策应满清南下。

面对这样杀气腾腾的朝廷公告，原本还在为亢氏抱不平的山西士绅顿时惊慌了起来。毕竟朝廷公告中指出亢氏还有余党在继续活动，据说**谋部召姜瓖上京叙职，姜瑄更是直接被京城来人带走不知下落了，这是要办成大案和铁案的架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