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其实很容易被自己的习惯所束缚，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要不是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们总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怕有人鼓吹这种改变能够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也很少人会去响应，这就是小农经济社会的顽固性。

但是从万历末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上朝中执政大臣们的不断斗争，使得大明百姓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从而促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进行了变化。

从万历末年到天启末年，这三位皇帝的期间，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对于这样的变化他们大多选择了默默忍受下去，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到了新皇帝登基之后，这种不断走下坡路的日子算是渐渐看到了尽头，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比过去更为主动和激烈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虽然并不能改变大明底层百姓依旧在付出最大牺牲的现实，但是这种社会变革终于让社会上层人士也开始了牺牲和付出，从而稍稍减轻了底层百姓的痛苦。

不过大明是一个南北国境相距上**，东西两端也有数千里的庞大国家。这种社会变革在各地引起的变化是深浅不一的，一般来说穷地方更乐意接受变化，而富有的地区却以拒绝变革的居多；距离北京越近的地区越服从朝廷的命令；而距离北京越远的地方则更容易阴奉阳违。

因此到了崇祯十一年，朝廷的改革政策，北方落实的比南方好，东面落实的比西面强。比如河南士绅被朝廷修理了几次之后，河南士绅百姓对于朝廷颁发的政策落实就主动积极多了。

特别是河南省河南府的百姓，他们在朝廷的历年改革政策中大多是受益者，而作为同陕西、山西两地接壤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这两省流民逃荒的必经之地。哪怕再蠢笨的士绅，也知道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光是这些蜂拥而来的流民就能将河南府吃成灾区。

因此让牛金星担忧不已的士绅反弹，并没有他预料中的那么狂风骤雨。当然，夏允彝自身具备的人望，和这些年历练出来的办事能力，让他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政策时的手腕极为灵活柔软，这也减少了不少士绅们的抵触情绪。

除了夏允彝的能力之外，河南府的学校体系也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它让夏允彝能够将自己的政策通过学校里的这些学生传入到底层百姓耳中，从而夺取了士绅在地方舆论上的控制权，也让官府绕过士绅阶层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

而青年学会的体制，也使得河南府各县县官首先站在了夏允彝而不是当地士绅身边，从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河南府的士绅一体纳粮及摊丁入亩政策就落实的七七八八了。

作为当地士绅阶层的代表和组织的士绅会议，又被张重辉以改组地方议会为名冻结了这些士绅代表的权力，从而让士绅会议在这次事件中基本没能发挥出什么作用来。

事实上，张重辉改组地方议会时，便是以是否支持改革新政和完粮纳税的数额来淘汰士绅代表是否能成为议会代表的。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区，在几百年的和平岁月里，本身就是一个土地兼并严重的省份。虽说崇祯元年以来，皇帝对河南士绅和宗室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打击，但是河南的士绅大户比例依然还是高居北方各省之冠，几乎可以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了。

士绅大户的子弟虽然众多，但是能够读书当官的也一样是少数人。其他人也只能在那些乡下人面前耍一耍威风，纵然家中有些钱财，出人头地也是和他们无关的。除了少数花天酒地的败家子对此无所谓之外，对于那些读过几本书却找不到出路的子弟，这样的生活和坐一辈子牢没什么区别。

士绅会议却让这些人看到了希望，哪怕他们无法在科举中出头，但是也能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阐述出来，并在获得其他代表的赞同之后变为地方性的政策，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

更不必提，随着士绅会议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士绅代表的特权也慢慢固定了下来。士绅代表的特权可比生员的特权强大的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同当地的县令进行抗衡，从而能够保护自己的家族。

在旧的士绅体制下，虽然对于平民来说，士绅是占据了毫无疑问的优势的。但是在士绅阶层内部，同样也是分高低尊卑的。就好比，山中老虎的食物大多是羔羊麋鹿，可有机会的话它也不会拒绝吃一两只狼打打牙祭。

毕竟在河南这样士绅占据人口高比例的地方，好的土地早就落在宗室豪强手中了，某些刚刚发迹的家族，总是会选择一两家衰落的大户当做猎物，从而快速聚敛起自家的财富。比如牛金星就差点被自家亲戚给害了，这也就是有钱而无势力保护自己的士绅下场。

但是士绅会议的出现，却给了那些弱小的士绅一个保护自己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在仕途以外的另一出路。

因此当张重辉跑来河南府将士绅会议改组为地方议会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代表位子，或是为了在将来的地方议会中谋取一个职位，这些河南府的士绅地主们对于夏允彝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只有极少数士绅选择了上书朝廷，指责夏允彝在地方实施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