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冷兵器时代作战的一般规律，当然这是指双方战力、士气相近的状况下的规律。

以此前明军的低落士气，加上以步兵对骑兵的野战，虽然这场战争消灭了一千八、九百敌人，但是明军损失的人数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不过赢得了胜利的明军，因为控制了战场，所以除了当场死亡的明军士兵，其他负伤的人员都被一一救治了下来。

在随军军医的评估下，大约一千余人在伤愈之后就能重返军队，还有四、五百重伤员则会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按照新条例建立的野战医院以极高的效率处理了所有伤员，并迅速将这些伤员单独安置了起来。

朱由检登基后对于外科医学和军医学的重视，终于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得到了回报。辽东军将士看到伤员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终于消除了一些对于负伤的恐惧。而崇祯在作战会议结束后就去视察了野战医院，并对受伤将士承诺，即便是伤愈后失去了作战能力，朝廷也会安排他们今后的生活，这让不少确认自己可能会残疾的重伤员们，也释怀了不少。

在以往，每次作战结束之后，负伤将士的彻夜哀嚎声总能让一只军队的士气低落几日。不过在滦河之战后，明军将士们却没有再听到这种可怕的哀嚎声。而第二日一早向后方运送的伤员所表露出来的乐观精神，倒是让不少明军将士抛下了不少包袱。

也就是在这个早上，祖大寿等辽东将领才发觉，除了他们身边长时间养育起来的家丁之外，他们属下的普通将士，在这一战之后，对于皇帝的忠诚已经超过了自己。这种忠诚并不是出于以往对于皇权的敬畏，而是切实的对于崇祯本人的效忠。

如果说，祖大寿等将领在崇祯登基时还有些持功自傲的心思，认为没有他们在辽东前线抵挡住后金军队，朝廷就不能在京城高枕无忧。要是朝廷想要打他们的歪主意，他们一撂摊子，看谁能来辽东指挥这只军队抵挡后金的进攻。

这些辽东将领的小心思，在新军连续取得了丰镇、石门胜利，皇帝又亲自赶到东路军中督战，不仅获得了滦河之胜，还赢得了辽东军的军心之后，迅速的不翼而飞了。

他们之前敢对朝廷派往辽东的文官种种糊弄，完全是觉得这些文官们既不知道辽东的实际情况，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安抚普通将士，只是一味拿着朝廷大义施压，搞得辽东军民对于朝廷失望之极。

因此他们只要稍稍煽动军队，那些文官就无计可施，最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只有依赖于他们去管治辽东军民。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些资本，所以祖大寿等辽西将门才敢大肆在关外圈地，吸纳辽民为自家屯田，并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

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朝廷手中还有一只能够抵挡后金的军队，而皇帝能够在战场上驱使辽东军作战，还能赢得胜利，他们在皇帝面前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员之后，这些将领便立刻向崇祯屈服了。

更何况，这位少年皇帝不仅不好糊弄，而且心肠也硬的很。至少祖大寿就觉得，他是不敢在战场上公然对着自家逃兵开炮的，否则手下的将士说不定在战场上就要哗变了。祖大寿甚至以为，崇祯命令吴襄等逃将进攻金山上的敌人营地，估计都没想过要让他们全部活下来，只不过吴襄他们的运气不错，被包围的敌人根本没有拼命的打算，选择了逃亡突围而已。

同那些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就立刻向皇帝屈服的武臣们不同，一直心怀不安的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在得到了这场战斗胜利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心安，而是更为担忧了起来。

这种担忧不仅仅在于，他们生怕年少气盛的皇帝因为连续轻易的获胜而过于轻视了后金军队，最终让大明军队遇到一个更大的挫折。

还有一种不能言语的不安，便是皇帝动员起辽**军作战勇气的方式，既不是君臣大义也不是儒家的道德学说，崇祯所具有的这种看起来脱离了圣人之道的思想，让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们，极为担忧崇祯会成为又一个离经叛道的正德皇帝。

不，应该说，崇祯现在所做的事，要比正德皇帝走的更远。毕竟正德皇帝只是厌烦于繁琐的礼仪制度，从大体上来看，还是极为敬畏圣人之学的。

但是看崇祯之行事却有所不同，这位少年皇帝在登基后没有遵从于惯例，召开经筵以接受圣人之学的教诲，反而设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旁门左道的机构。如果不是皇家科学院并不属于朝廷设立的官方机构，而是由内府拨款设立的一个没有名分的机构，估计一开始都成立不了。

因为东林党人和阉党成员之间的争斗，使得崇祯在登基时得到了极为宽松的环境，而这位少年皇帝也除了设立皇家科学院的举动之后，还把两京国子监也改为了两座大学。不管是皇家科学院也好，国子监改成大学也罢，这两个机构对于大明朝堂来说，都不是什么可以左右朝局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进行反对。

但是当皇家科学院同大学联系在一起之后，就如同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样，在年轻士人之间掀起了极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力多在北方士人的群体内，但也已经足够被皇帝用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以对抗左右士林舆论的清流言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