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京城参加士绅大会的各省士绅代表，田产在1000亩以下的占了近六成。剩下的人员中，则一半是资产较为丰饶，但是在官场却没有什么深厚根基的士绅；而另一半则是，在地方上颇具名望的士绅。

在士绅会议正式召开之前，抵达京城总计79名士绅代表，已经在私下的酒宴交往中，渐渐按照地域和兴趣分成了六个主要的团体。

以文震亨、朱灏等江南名士为首的名士派，以徐翰文、高玄光、顾元惠为首的退仕闲居乡里的官绅派，还有以佛山李氏为首的两广士绅，以晋江冯氏为主的福建士绅，以蒲州张、王诸人为首的山陕士绅，还有便是依附于京畿士绅联合会的北直隶、山东士绅。

以上这些团体，或是因为自身的名气，或是因为曾经的官员身份，或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家乡乃是科甲出名之乡，或是因为某些士绅同朝中当权者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使得他们成为了这次上京士绅代表们眼中的领头人。

而除了以上六个属于自发或是半自发形成的士绅团体，在士绅代表中影响力较大之外，还有一个较为独立的小团体，虽然对于外省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内部倒是更为团结一致，这便是几位河南士绅代表。

原则上每个小省的士绅代表为3名，当然像湖广这样的大省名额是要翻倍的。但实质上为了能够顺利召开这次大会，和保证倾向于朝廷的士绅代表不至于声音太小，崇祯对于代表名额上的限制，并没有要求的很严格。

因此抵达京城的各省士绅代表人数，几乎是当初计划中的一倍。而河南士绅代表的人数就超过了标准，达到了5人之多。

这五位河南士绅代表，也是几位在河南执行朝廷政策的官员精心挑选出来，准备在大会上为他们的行为辩护的人员。这些代表不是出身当地衰败的士绅家族；便是在家乡同其他士绅家族争斗失败，快要跌落士绅阶层家族中的人员。

不管是想要挽回家族的衰败之势，还是寄希望于同这些朝廷高官合作，从而摆脱自家沦为失败者的命运，他们都只能在这次士绅大会上奋力一搏，为自己争取一个翻身的机会。

因此这几名河南士绅代表，虽然没有文震亨、朱灏等人的名望；也没有徐翰文、高玄光、顾元惠等人挂着退仕官员的光环；也不会像某些代表动不动就以某阁老同乡，某尚书邻居自居。

但是他们在士绅代表大会上每一次的发言，都充满了背水一战的激情，区区五名代表的声音，居然占据了士绅大会的半壁江山，完全压倒了其他团体的气势。

当然，这也同士绅大会采取了开放式的会场有关。习惯于在一个优雅的环境内，同几名好友平和的交换意见的士大夫们，显然还是第一次经历，坐在一个噪杂的会场内讨论问题的方式。

这种如同市集一般的会场，和被数百名京城百姓看热闹的会议讨论方式，让他们感觉自己成为了供人取乐的对象。特别是一句话说的不对，就会被场外的百姓嘲讽，还要被登上大明时报，更是让这些代表痛恨不已。

再加上，这些士绅代表们完全不能适应，扯着嗓子同人争论一个问题的对错，而不是温和的交换意见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这那里是讨论问题，简直就是在市集做交易。

比如文震亨、朱灏等江南名士他们非常赞成，徐翰文、高玄光、顾元惠等人主张的，废除朝廷在山西、河南执行的粮食政策，反对解放奴婢，并给予奴婢以法律保护。

但是他们这种赞成，只局限于赞成徐翰文、高玄光、顾元惠等人在会场上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自己却绝不在会场上公开作出表示。

之所以他们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同其他代表发生争执，实在是有失自己的身份。

另一方面则是，每日围观的群众，不仅仅只有京城的百姓，还有诸多燕京大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同来看热闹的京城百姓不同，他们都是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前来旁听的。

一旦听到了同他们的主张不符合的意见，他们往往显得比场内争辩的代表还要激动。在大会召开的第三日，高玄光对于奴婢制度的评论激恼了场外的几名学生，惨然遭受了这些学生脱下的靴子的攻击。

高玄光本人因为动作敏捷，加上学生的准头太差，因此侥幸逃过了攻击，但是坐在他身边的几位代表则受到了无妄之灾。

当然这些代表应当感谢去年京城市政厅主持的京城道路改造项目，使得这些学生们的靴子在他们身上只留下了些尘土而已。

不过高玄光虽然躲过了学生们的物理攻击，却没有逃过这些学生的口诛笔伐，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便向大明时报投了稿，声称这位退职官僚是一个无血无肉的冷酷之人，他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云云。

更值得玩味的是，大明时报居然一字不漏的全文刊登了，这篇学生对于高玄光的讨伐之文。这种名誉上的打击，顿时使得会议刚开始时还趾高气昂的高玄光，在接下来的会议日程里变得沉默了起来。

看到了在会上发表观点同舆论不一致，会有多大的风险之后，文震亨、朱灏这样的江南名士，自然是不愿意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的。

而徐翰文、顾元惠等代表官绅的人员，也不自觉的低调了下来。他们上京之前，可没想过自己的对手会是这些学生和无知的京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