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雕龙宝座上的崇祯，默不作声的看着，下面殿中近百名争论不休的官员们，而两侧近八成官员还在观望着，似乎只要殿中的官员没有决出一个胜负来，他们就不愿意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他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领导一个团体的政治力量不是左派便是右派，而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只能被团结了。

相比起不惮于表明自己政治倾向的左右两派，没有倾向只想站在胜利者一方的中间派，虽然有着决定胜负的力量，但是却无法领导整个团体的前进。

就比如在这个朝堂之上，虽然持有中间立场的官员占据了官员总数的近八成，但是决定这场争论的却是剩下的两成官员。

支持新学和支持旧学的官员就如同团体的左右两派，他们之间爆发的争论，完全带歪了之前朝会上的风向。

这种局面不要说崇祯没有想到，就连那些在朝会上发起上书的官员显然也没有想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意议题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而是都竭力想要压倒对方，保证自己所处的团体不落下风。

当首辅黄立极站出来主持朝局，请求崇祯出面作出决断时，倾向于上书官员的钱龙锡、胡应台等人，也随之出列请求皇帝作出一个公允的决断。

面对这个局面，朱由检倒是反而谨慎了起来。原本他倒是不介意同这些代表南方士绅利益的官员正面冲突，但是当他们把争论的重点集中到新旧学之争的问题上，他倒是不好再轻易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自国初确定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的地位就被神化了。他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孔子亲传弟子而配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人。

《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有，“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的地位，归根结底不在于它在学术上的成就，而在于朱熹写作这本书时所抱有的政治目的，让"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作为"政教"的范本。

总的来说，便是通过对国民思想上的道德教育，以维护一个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等级社会。这种构筑于道德上的精神世界，便同西方构筑在神学上的精神世界一样，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而中国人建立在道德上的精神世界远比西方宗教构建成的精神世界要坚固的多，毕竟中国有文字记载的记录远比西方人漫长的多，任何一点细微的改变，都会遭遇到引经据典的反对。

而朱熹所生存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封建王朝末代，他所见到的土地兼并之风大起，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的世情，在这个时代同样正愈演愈烈。

因此在一些士大夫眼中，唯有重新尊崇理学，才能挽救大明眼前礼崩乐坏的时局。但是同朱熹这样的理学家相比，这个时代推崇理学的士大夫们，不过是一群拘泥不化的泥塑木像而已。

他们把朱熹说的每一个字都当做了不可变异的真理，但是却没有学到朱熹重视观察实证，追求真理的精神。

除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还写过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北辰辨》；在《尧典》注中，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但是在明代的道学家眼中，似乎朱熹只写作了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他们抱着这本书不求甚解，只诚惶诚恐的把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句硬生生的背了下来，然后当做了自己思想的囚笼。

朱熹曾经提出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但是有人专讲诚意、正心，有人只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多数人都忽略了格物、致知，甚至于干脆歪曲了格物、致知的本身涵义。

是以，在朱由检的眼中，想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四书章句集注》，反而成为了大明想要进行蜕变，从封建经济关系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