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很快，经鸿便对他自己的这份否定感到心惊。

自己真的了解周昶吗？

经海平常常说“那个周昶与他父亲一模一样”，会不会，其实真的一模一样？

经鸿抬眼，问：“跟泛海有什么关系么？”

这才是重点。

“嗯，”姜人贵道，“因为这个东西太专业了，网监处那边儿吧，要组织个‘专家论证会’，就是请行业里的其他公司一起研究一起讨论，看那几个间谍软件是不是来自清辉。Jason已经过去了。业内几家做云安全的基本上全都过去了。”

基于云的查杀服务，确实比较专业。传统的杀毒软件需要每天下载、更新病毒库，占用电脑的空间也占用用户的时间，一个病毒的“入库”通常需要两三天，效率很慢。可基于云的查杀服务则不同，云计算能监测全网，实时获取、分析、处理新的病毒，甚至在云内部直接拦截，泛海也有类似业务。

可经鸿又开始糊涂了，又问：“然后呢？”

姜人贵也有些困惑，回答经鸿：“Jason分析了好几天，觉得其实不太容易能得出来‘插件来自清辉’的结论……可好像，网监处的郑处长却想坐实了这个事情……？网监处是顶头上司，很大程度上掌握着IT公司的生杀大权，另外几家IT公司好像全都看懂了眼神，出具了不大利于清辉集团的报告……反正本来也是竞争对手么。Jason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寻思着，还是问问经总的意思。”

经鸿：“……”

这才是重点，“主谋”最后到了他这。

又是嫁祸吗？

商场上，这种嫁祸层出不穷。

Low一点儿的，甚至还在对方公司的教育类APP上发黄图，再曝光加举报。

那郑处长自己不想担责任，于是拉过去了一二三四个清辉的竞争对手分析病毒、出具报告。

而这些个被拉过去的竞争对手呢？主观上也想攻击清辉集团，客观上又想讨好网监处长，于是便闭着眼睛出了报告。

反正万一追究下来，大家大可以说自己不会做这些网监的工作，不会做鉴定，隔行如隔山，是能力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于是最后每个人都没什么真正的问题，糊里糊涂，一笔烂账。

姜人贵还在试图解释这个事情，他说：“也不知道郑处长想要做到哪一步。南副处长其实觉得这事儿没那么严重，但郑处长却一定要办。就不知道，最后是谈话、警告，还是发布、曝光，还是……最严重的，往刑事责任那条路上走。我问了问法务那边，这个行为可能犯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286条，但不知道证据方面能不能用、足不足够。”

经鸿再次：“……”

姜人贵试探着问：“经总，所以……？”

经鸿这时已经明白了，说：“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得不出来那个结论，就是得不出来。”

“好。”姜人贵明显松了口气，“那，对网监处的压力……”

“你交待交待Jason吧，”经鸿说，“圆滑一点。真有压力我这儿顶着。不用在意。”

“好。”不过最后离开之前姜人贵又确认了遍，“经总，安全问题是云计算这块儿的最大痛点，您知道的吧？清辉这次如果坐实了、闹大了，清辉的这块业务就会被泛海反超过去。之前几年，云计算上……我们泛海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做到第一。不仅没法做到第一，还差着不少。但如果清辉曝出这种丑闻，就肯定会失去信任，一落千丈。”

“我知道。”经鸿撩起眼皮，看他一眼，“但泛海、清辉是全中国技术最好的IT公司，需要的是良性竞争，不是恶性竞争。”

良性竞争下，整个技术都会发展，整个行业都会繁荣，而恶性竞争的结果只能是表面的占领市场、表面的堆金积玉，经鸿的眼光绝不会仅仅放在这点旮旯里。

云，又是一个重要战场。企业信息全在“云”上，云服务的提供商们掌控着全部数据，而中国的云计算技术与亚马逊、微软甚至谷歌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中国企业各项数据可以全部存储在国际巨头那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此外，用这种方式击溃清辉，对于清辉是不公平的。

经鸿在这个位置上，说“公平”未免可笑，可“不公平”的的确确是经鸿最厌恶的事，甚至没有“之一”。

在某一位朋友面前，经鸿一直有个“黑点”——幼儿园时有一次，经鸿与那个朋友以及那个朋友的父亲三个人下跳棋，当时朋友爸爸一边下自己的，一边还指挥朋友的棋，用自己的那些棋子做桥，让朋友先赢了比赛。当时还不到五岁的经鸿因此哭了鼻子。而之后的事余年中，那个朋友的父亲每回见到经鸿都说，“经鸿啊，你小时候还会因为输了棋就哭鼻子呢！”一直当作十几岁就非常沉稳的经鸿的一件糗事。经鸿后来才明白，他那时候的反应并非因为输棋，而是因为隐隐感觉到了“不公平”——实际上，对方棋子的数量是自己的两倍，可只要其中一半棋子进了营地就赢了，这不公平。

之后也是。小学时，全校评选“优秀学生”，表面上有几项标准，经鸿个个是第一名，然而最后当选的人却并不是经鸿，而是某个领导的儿子。经鸿当时很沮丧，可家长朋友都不理解，问：“不就是一个破奖吗？拿了能怎么样，不拿又怎么样？”经鸿还是后来才懂，他伤心的不是没得到那个奖，而是对自己不公平。

再之后，成年以后，经鸿终于开始有能力维护自己，甚至开始维护别人。博四那年，某个来自某省农村的小学妹求助经鸿，说她曾经在清华读过硕士，应该可以转点学分到斯坦福，可学院不认中国大学，硬要求她再选一门课，而斯坦福的一门课程至少需要几千美元。当时经鸿收集到了各个国家的学生们转课成功的证据，甚至包括非洲国家，同时发现很多年前中国大学同样可以，直到后来中国学生多起来了，那个学院想赚钱了，才禁止了的。学妹英文不太好，经鸿便替那个学妹跟学院的各个领导来回发了几十封邮件，认为这对中国学生“unfair”，语气客气，态度却强硬，最后学院终于投降了，那个学妹成了传说，是十年内唯一一个转成了学分的中国人。

现在很多年又过去了，经鸿依然痛恨这个词——“unfair”。

没错，是“痛恨”。

技不如人就学，经鸿没兴趣耍阴招儿。

思绪回来。

姜人贵又问经鸿：“那，‘云教育’那个产品，咱们还是尽快做，必须抢在清辉前面，对吧？”

经鸿说：“当然。给Maurice的团队。”

“嗯，”姜人贵总结了下经鸿的意思，“对云教育那个产品，必须抢在清辉前面，痛击清辉一下子，但对网监处那个‘任务’，就顶住压力，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看不出来就是看不出来，再帮清辉一下子。”

“对。”经鸿点点头，道，“两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