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惨大会已经从NBA选秀大会转移到劳资双方的争议之中。

以迈克尔·乔丹为代表的小市场老板宣称，他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所谓职业篮球取得空前成功的赛季里亏损了3亿美元。

而亏损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劳资双方在2005年达成的CBA协议。

当年，联盟为了把顶薪球员的薪资年限从7年减少到五年，以及禁止高中生球员参加选秀而在所谓的“篮球收入”分红作出了让步。

从那一年起，球员每个赛季都会分走篮球收入中的57%。

这些小市场的老板们声称，正是因为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他们自那以后每年都亏损数亿美元。

在资方交出的财报面前，球员工会承认有球队正在损失，但对损失是否如老板们所说的那么大提出疑问，并对联盟希望设立硬工资帽、削减工资和缩短合同最长期限的做法表示反对。

随着七月的第一次谈判破裂，停摆已经近在咫尺。

职业篮球正在迎来1998年夏天之后第一次可能会影响到下赛季常规赛的停摆，球员们开始为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做准备，许多人表示他们会考虑到海外打球以获得薪水。

斯特恩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体育界最赚钱的联盟，他们会通过球员的让步而变得更加赚钱。NFL的平均工资是200万美元。而我们的平均工资是500万美元，老板们没有盈利。”

核心问题仍然是篮球收入的分配。根据旧协议，球员的收入保证为57%，联盟表示，如果不对这一数字进行重大调整，就无法解决亏损问题。

工会主席德里克·费舍尔并不是他的前任帕特里克·尤因那种掉进钱眼里出不来的死硬分子。

作为职业篮球界的角色球员，费舍尔很清楚像1998年夏天那样的停摆对底层球员是重大的打击。

因此，他在球员工会内部讨论过将57%的篮球收入份额减少到54。5%，以达成一份新的CBA协议。

这个提议在球员阵营中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于飞是头号的反对派。

“如果我们不打球，NBA就不再是NBA。”于飞在会上说，“我们通过给观众带来世界上最好的篮球比赛而使得联盟在去年签下了一份历史上最大的电视转播合同，57%的收入是我们应得的！”

“听着，我们的篮球收入里没有主场的门票钱，没有本地电视台的转播合同，没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商业进项。”于飞对整件事的矛盾很是清楚，“这是大球市与小球市收入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选择让步，各位，我们就是在为迈克尔·乔丹这种无能的老板买单！”

作为球员的领袖，同时也是中生代的领头羊，于飞在会上的声音是响亮的。

反倒是勒布朗·詹姆斯这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成为“不只是一個篮球运动员”的成功人士在当口缺席了。

他只是用邮件和短信表明对球员工会的支持，但具体事务一概不参加。

对停摆持反对意见的科比对于飞提出了小小的质疑：“弗莱，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多少是为了球员的集体利益，又有多少是因为你和迈克尔的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于飞气笑了，“你知道如果我们同意在下一份劳资协议中分走54。5%，会损失多少钱吗？”

科比沉默不言。

“那是1。5亿美元。”

科比没有回话。

对他来说，这也算是一笔很大的钱，但绝不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字。

“把这笔钱除以325（联盟现役球员人数），就是46万美元。”于飞大声说，“我的意思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联盟打球的每一个人要为迈克尔·乔丹这样经营不善的蠢货老板支付46万美元以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想请问，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付这笔钱？我的态度是那个混蛋连一美分的硬币也别想要从我这拿走！”

费舍尔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不会在这个会上反驳于飞的观点。

因为于飞没错，但他也没错。

两人出身不同，地位不同。

尽管费舍尔贵为主席，是工会的头头，是名义上的谈判领袖，但论地位，他的确不如于飞。

正是因为他的位置不同，所以视角也不一样。

于飞的观点很简单，他让西雅图超音速队摆脱了搬迁的命运，实现了职业篮球界罕见的体育经济繁荣。

年利润破亿对任何体育俱乐部来说都是惊人的。

但他这个缔造了这场经济繁荣的人从未试着从克莱·本内特的口袋里拿钱。

他有理由，有决心，也有能力去捍卫球员的利益，作为GOAT，这是他的责任。

但费舍尔是下位者。

从进入联盟的第一天，他就处在最底端。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诠释他的职业生涯，那就是“妥协”。

无论走到哪，都有大局在困扰他。

2003年夏天，加里·佩顿加入湖人组成惊人的F4银河战舰，费舍尔作为球队功勋，二话不说，主动出让了自己的首发位置。要知道，之后的那个赛季是他的合同年，他本该据理力争，拿出“我为OK王朝抛头颅洒热血，你们就这么对我？”来狠狠地宫斗，毕竟在合同年打替补也就意味着和肥约说再见了。

可费舍尔知道，湖人需要佩顿，而佩顿必须打首发，所以他选择替补。这样的举动使他赢得了许多队友的尊重与爱戴，也为他当选工会主席奠定了基础。

一个懂得妥协与让步的底层球员，最清楚底层的苦。

他知道停摆一旦影响到下赛季，会有上百名球员的生计出现问题。

别看在NBA打球的都是百万富翁，但这帮人里拥有理财观念的并不多，每个月的账单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要维持这笔开销就必须保持收入的稳定。

如果新赛季真的受到影响，乃至下赛季完全被取消，就意味着所有球员都要面临一整年都没薪水的困境。

于飞可以放弃未来一年2000万美元的年薪，但底层球员的200万年薪却关系着他们背后整个家庭的运转。

当天散会之后，费舍尔让人放出球员工会考虑把篮球收入分红减少到54。5%。

斯特恩称这一提议“适中“。

然而，无论是斯特恩还是费舍尔，他们背后都有强硬派。

资方的强硬派以乔丹为代表，他们的要求是硬工资帽、球员的篮球收入分红减少到47%，并且所有球员的合同都要在新工资帽下重新签署。

这样的苛刻条件让意见不统一的球员阵营再次团结起来。

费舍尔只能强硬下去。

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围绕工资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然后他们发现，无论要如何制定工资帽，他们最终都会回到钱的问题上来。

球员工会的底线是一年比一年好，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条件是球员在新赛季获得的收入要比上赛季更多。

这让一些自认为自己很公道的老板提出的“资方保证球员在明年获得20亿美元的薪水”显得很小丑。

因为上赛季球员的总薪水已经超过21亿美元，新赛季拿到20亿美元对他们来说还是降薪了。

随着夏季联赛被取消，本该开启的自由市场陷入死寂，联盟在七月底迎来了停摆前的最后一次谈判。

这次，球员工会内部经过投票，同意削减收入，将分红从57%下降到54。3%。

这是球员们可以接受的最大让步。

于飞的反对没有奏效，随即宣布退出当天的谈判。

结果，自认为诚意满满的球员工会提出球员将在未来十年内减薪5亿美元（即57%下降到54。3%），而老板的诉求是球员要在未来十年内降薪20亿美元。

三个小时后，谈判破裂。

资方随即宣布跳出现有的CBA协议，NBA在2010年七月底正式宣布停摆。

于飞身边的人透露：“弗莱很高兴自己没有像个懦夫一样坐在那里请求老板们接受自己的让步并让赛季继续。”

这件事对球员工会高层的威信是个重大打击。

他们自以为是的退让在资方眼里远远不够。

反而是于飞这种简单粗暴地指着对方的痛点怒喷更适合今天的情况。

既然停摆一定会发生，为什么非要在下跪无果后再站起来骂街呢？

当晚，许多人给于飞发短信，请求他回到工会继续主持劳资谈判的工作。